可可西里-是我的命运

　　1992 年，为了促进可可西里的开发与保护，青海省玉树州治多县成立西部工委，藏族干部杰桑·索南达杰任党委书记，自此，中国政府正式介入可可西里的环境保护，首当其冲的就是濒危的藏羚羊。哈希·扎西多杰(简称扎多)成为了西部工委招募的第一个“志愿兵”，并担任秘书一职。两年后的1月18 日，索南达杰遭盗猎分子枪击死亡。之后，扎多离开可可西里。后来，可可西里发生了更多的故事。
　　西部工委重组，并改称野牦牛队，几年后被撤消，全国为之沸沸扬扬。再后来，陆川的一部《可可西里》红透大江南北，影片的主角就是西部工委。青藏公路上终于建起了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，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也成为了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之一，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。但扎多却一直没有消息。
　　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公益奖揭晓之前的一个深夜，在北京朋友的住所里，扎多接受了《外滩画报》的专访。走南闯北时间久了，这个蓄着一脸落腮胡子的康巴汉子普通话已听不出太多康巴口音。他教过书，扛过枪，当过官，又弃官做起了环保志愿者。
回忆过往，他只是一再重复：“我们家乡很偏僻，人生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。我很荣幸，我的一生能够这么走下来。”

　　不安分的人

　　扎多的老家是治多县索加乡，和索南达杰是同村人。索加乡离治多县城200 多公里，是四个乡中海拔最高、气候最恶劣、交通条件最差的一个。每年只有大地封冻的几个月中，通往县城的路才可勉强通车，其他的时候，江水化冻、大地翻浆，索加就是个与世隔绝的孤岛。8 岁时候，因父母去世，扎多成了孤儿，从此吃百家饭穿千家衣，靠乡亲救济过活。后来扎多回忆说，每次见到杂志里出现的脏兮兮的藏族小孩，就会想起自己的童年时光。
　　从青海省邮电学校毕业之后，扎多分配到玉树州邮电局。“当时一个月有100 多元，是高收入。”但扎多的梦想却是老师。“治多县教育落后，我当时年轻气盛，一心想着教育救国。”花了一年时间，扎多调进了治多县民族中学，成了母校的一名老师。“我是个特不安分的人，如果家里有大人，可能就不会走这样的路了。”扎多笑言。刚一上任，扎多就琢磨着教学方针大改革。“我们当时提出，班主任应该由学生家长评选，任课老师由班主任指定，根据学生成绩来核定老师工资等。”然而学校无法接受这超前的想法，于是扎多从学校离开，被推向了神秘莫测的可可西里。

　　“也许，可可西里是我的命运”

　　可可西里是一个无人区，在行政区划上是治多县管辖区的一个地方，大概占据了治多县65% 的地方。但在漫长的岁月里，除了淘金者， 扎多人从未想到过远在青藏线以西约5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是属于自己的。扎多说：“很少有人去过可可西里，以至于后来我们很难解释我们在可可西里做什么。”
　　1992 年7 月，为了推进可可西里的开发，时任治多县委副书记的索南达杰成立西部工委，并开始招兵买马，此时正是扎多在学校心灰意冷的时候。“我总喜欢追求新鲜的东西，而且当时从学校出来，也走投无路，只好往可可西里走。”扎多笑着说，“也许，可可西里就是我的命运。”就此，扎多成为了索南达杰招募的第一个“志愿兵”。“我没有什么亲人规劝，只是背后有人总是指指点点，说我走了歪路 ，应该走正路，经商、做官，过体面的生活。”
扎多说。
　　从西部工委成立到索南达杰牺牲，一共是545 天，一共是12 次进可可西里考察，行程6万公里，历时354 天。“三四个人在无人区玩命了几年，有时候想着放弃，但索书记不离开，我也不离开。”扎多说。
　　苦、冷，这是扎多对那段岁月最多的回忆，危险反而被忽略了，直到索南达杰遭枪击身亡。“索书记的事情发生之后，我才意识到，无数次都有可能这样发生。索书记总说，我们要做大事。那时候我们做着治多县没人做的事情，很有诱惑力。”
　　西部工委成立之初，目的并不是后来被大肆宣扬的保护藏羚羊。索南达杰常说一句话：“我们藏族人，不能永远盯着牛和羊。”这句话源起于1985 年的一场大雪，当时受灾最严重的索加乡，全乡26 万头牲畜中有22 万头死亡，这是多少年最好的年头，却一夜崩溃。传统的畜牧业如此脆弱，也将索南达杰推向了可可西里。“当时索书记身兼可可西里经济技术开发公司总经理，这个皮包公司没一分钱。他总说，我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公司，有5万平方公里的地。”扎多回忆说，“保护是后来的事，索书记的皮包里总装了我看不懂的书，先是《工业矿产开发》，后来是《濒危物种名录》。”
　　1994 年1月18 日，索南达杰遭偷猎分子枪击身亡，他保持跪射姿势的遗体很快被发现了，身边是整整两车约2000 多张藏羚羊皮。2 月10 日，农历新年，遗体从可可西里运回了治多县城。
　　之后，扎多离开了西部工委。扎多总是用“逃避”一词来形容此事，“但后来的一些年里，我总反复梦到索南达杰，前不久又去了一次可可西里，又去了事发地，他的死带给我太大的震撼。”

　　在草原我才感觉自己实实在在活着

　　1998 年，扎多与文扎一起创办了UYO，这是青藏高原的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。同时，他还担任了两年索加乡的党委书记，后来还干了一段时间治多县宣传部长。官方、民间的双重身份给扎多带来了不少便利，凭借乡党委书记的身份，扎多主导成立了雪豹、黑颈鹤、湿地、野鹿和藏羚羊五大自然保护区，之后又成立了索加乡生态管理委员会，还通过UYO 向国外基金会申请经费。2002 年，扎多进入玉树州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，任常务副秘书长，主要任务是对外联络和筹款。
　　扎多最得意的是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推行的绿色社区网络，这一项目力图促使本地藏民参与社区保护。一共设有6 个项目点，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贡觉县相皮乡东巴村是其中之一，这是中国版图上一个不小的点，可是却很难找到只言片语的介绍。从玉树州到东巴村，三四天的车程，扎多去过多次，自己去有时候也带人进去，或者将东巴村的人带出去和其他的环境组织碰面。
　　东巴村后来成立了一个西藏康区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协会，没有注册，但所有的村民都是会员，协会指定了详细的保护制度，对于挖虫草和退耕还林都有着详细规定。几年里，村里种了松树近2 万棵，杨树1.2 万棵，另外还有一些本地树种。保护长颈白鹤的项目也在开展之中。这一项目后来获得了2006 年的福特汽车环保奖。
　　玉树州曲麻莱县曲麻河乡措池村是另外一个点。措池村位于三江源的核心保护区，约2000 平方公里，是距格尔木最近的一个藏族村落。2006 年9 月，那里实施了保护国际在国内的第一个生态协议保护项目，旨在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。扎多说：“措池村不只是一个项目，而是探索一种新的环境治理的模式。”2004 年，措池村成立了社区“野牦牛队守望者”，每年进行4 次野生动物监测，另外建立了社区保护制度，一些牧民将牧场让给了野生动物。

　　扎多获得2006CCTV

　　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公益奖，就是因为“他是可可西里忠实的守护者，从孤军作战到应者云集，他面对三江源地区最严酷的环境，筹建协议保护区，打造人与自然的和谐。”
　　更多关于扎多的过往被翻了出来：1998年5月，他创办青藏高原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“青藏高原环长江源经济促进会”(简称UYO)，任会长。同时，他还在治多县索加乡党委书记的职位上干了两年，并推动成立了“索加乡生态保护管理委员会”、“青藏高原青少年民间环境教育基地”等。2002年扎多加入玉树州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，任常务副秘书长，同年获地球奖。
　　这些年，扎多越来越多的进城，车水马龙的都市里，他却说：“在城里，总觉得灵魂不干净了、孤独，想回草原。”他喜欢在闲暇时，藏民们围坐在一起，喝着酥油茶，谈天说笑。“这样我才感觉自己实实在在活着，这种状态很好。”[稿件和图片来源：外滩画报 李琴]